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囤积大量疫苗却不用 日本疫苗接种为何异常缓慢

2021-05-11 来源: 多维 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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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,各发达国家的疫情虽然仍旧相对严重,但同时也正快速推动疫苗接种,即便是法国、德国乃至加拿大等经历了初期疫苗供应不足的情况,也正迅速迎头赶上,虽有变种病毒的威胁,但相信整体亦会有所好转。但令人诧异的是,老牌医疗强国日本却进度远远落后。

截至5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,只有2.4%日本人接种了一剂或以上疫苗,不仅在有“富国俱乐部”之称的“经合组织”(OECD)37个成员国中垫底,甚至也明显不及印尼、哥伦比亚等不生产疫苗且订购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。

对于两个半月后要举行奥运会的日本来说,这不仅有损大国形象,更可能带来严重健康风险。那么,日本疫苗接种项目究竟出了什么错?

目前,日本正面临第四波疫情反弹,以至政府不得不多次押后奥运会观众模式的决定,寄希望于尽快压下新一波疫情,从而避免采取“无观众模式”。不过,在民众普遍抗疫疲劳、紧急事态宣传效果越发减弱之时,遏制疫情便只剩下疫苗接种一条路了。

但尴尬的是,日本疫苗项目进度极为缓慢,从2月17日给医疗人员启动接种、4月12日给65岁以上长者启动接种以来,现在仅施打了420万剂,其中绝大部分是医疗人员接种,3600万长者中只有24万人打上第一针。以该国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施打10.8万剂疫苗的速度计算,别说今年奥运会开幕之前了,长者群体要2023年春天才能完成两剂保护。

当然,由于政府已要求国防部在本月24日之前,于东京和大坂设立大型接种中心,届时接种速度无疑将迎来质的飞跃,但能否达到首相菅义伟5月8日所承诺的“一天一百万剂、长者7月中旬前全数接种”的目标,现在还很难说。

赔偿后无法免责的法律枷锁

那么,日本疫苗接种究竟为何如此之慢?这并不是因为疫苗供应不足,该国从2月起就收到了2,800万剂辉瑞疫苗(与复必泰同款),但现在才用了其中七分之一。归根结底,还是要追溯到该国疫苗事故的索赔机制。

一般来说,由于接种者身体状况各异,疫苗接种不可避免具有一定风险,无法归咎于医护人员、药厂或政府。因此美国等多采用“无过失赔偿制度”(no-fault compensation),即政府成立补偿基金,若接种者不幸出现经认可之重大副作用,则由基金拨款予以救济,受害人一旦诉诸该制度就不可再起诉政府及药厂。这既能补偿受害者家庭,又能减少政府和药厂诉讼缠身的情况。

不过在日本,疫苗受害者可以在领取政府赔偿的同时,依然走法律程序以《国家赔偿法》向政府索赔,并以民法或1995年通过的《制造物责任法》向药厂索赔。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和药厂背负更沉重的诉讼风险,在疫苗接种方面自然也是更加慎重。

日本原本从1948年起采取强制疫苗制度,新生儿统一在大型疫苗中心接种,但由于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多起天花疫苗和百日咳疫苗事故,1989年引进的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国风疹(MMR)疫苗更是出现重大副作用,180万接种的新生儿有1,754人染上无菌性脑膜炎,引起社会极大恐慌,各地涌现了大量针对政府的集体诉讼。

在此背景下,东京高等法院1992年裁定疫苗事故受害者可通过《国家赔偿法》向政府索赔,并直指厚生劳动省疏忽职守,未清楚告知民众疫苗副作用而一味要求强制接种。该判决确立了日本政府在救济受害者后无法免责的先例。

当局此后陆续因各种集体诉讼付出天价和解金,其中最昂贵的莫过于乙型肝炎案,因幼儿集体接种时医院未换针头(政府直至1988年才立法禁止重复使用针头),导致逾40万人交叉感染,法院指政府负有责任,最终和解金高达3.2万亿日元。

这种机制一方面对民众更为负责,另一方面却事与愿违,成了一道令日本疫苗产业寸步难行的法律枷锁。

15年“疫苗空白期”的衰落

首先是政府为避规诉讼责任,在1994年修订《免疫法》,将疫苗从强制转为义务接种,这就大大降低了政府输掉官司的风险。不过,这也导致麻疹、甲肝、乙肝这些在多数发达国家已经灭绝的流行病,依旧时不时在日本爆发。

更糟糕的是,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日本政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都对引进外国新疫苗感到兴趣缺缺,其为安全起见设置了极其繁杂的审批程序,且倾向于安全系数高的老牌疫苗,而非更有效的新技术疫苗。该国在1993年至2007年间甚至出现长达15年的“疫苗空白期”,期间只引入了两种新疫苗。

日本对疫苗的消极态度也抑制了国内产业发展,不仅义务接种导致疫苗需求量下降(新生儿数量降低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),且国家采购常规疫苗倾向于供应商单一化,以降低相关制造不规范风险,最后结果就是整个产业逐渐失去活力。

而就算日本近年希望突破这种保守心态,终于开始加快引进HPV疫苗(防宫颈癌)、Hib(防流感嗜血杆菌)等疫苗,但依然谨慎异常。

例如劳动厚生省2013年4月起将HPV疫苗纳入“官方推荐”的免费项目,并组织12至16岁女学生接种,但因次月Youtube上有影片渲染HPV疫苗各种副作用,政府就马上就撤销了“推荐”,导致女学生接种率从高峰时期的70%下降至如今的不到1%。尽管科学家不断警告这将导致未来逾万名女性因宫颈癌死去,但正面临集体诉讼的政府,至今仍瞻前顾后不敢“推荐”该疫苗。

疫苗推进处处谨小慎微

至此,我们就能理解日本政府为何疫苗推进得如此缓慢。首先,由于疫苗厂在法律风险和政府消极对待的双重打击下逐渐衰落,这就决定了该国在此次的疫苗竞赛中只是一个观众,必须依赖国外引进。

但正如以上所说,为尽可能降低政府面临的诉讼风险,日本的疫苗引进程序十分繁琐,包括规定外国疫苗必须在本国进行临床实验。尽管大多数国家在新冠疫情前豁免这一程序,但日本坚持西方药企并未在亚洲进行临床试验,因此无法确定疫苗对于亚洲人的效用和安全性,于是辉瑞、Moderna等药厂还是老老实实在日本本土进行了小型临床试验——尽管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规模不过一两百人的试验根本缺乏意义。

在如此复杂的程序下,疫苗获批速度怎么可能快得起来?其中辉瑞公司在去年10月起募集160名日本人实验、今年1月收集完相关数据后,在2月14日才获得日本当局放行,这便导致日本疫苗接种项目起始时间落后英美两三个月。Moderna也面临审批迟迟不下来的困境,尽管该公司第一批疫苗已在4月30日飞抵日本,但当局最早在5月20日才会批准使用,这就意味Moderna疫苗要在日本仓库里平白等上20天。

日本民众1月27日参加Moderna临床试验,这是日本批准外国疫苗的必经一关。(Getty)

另外,谨小慎微的日本政府批准疫苗后也没有火力全开,而是仍谨慎观测疫苗风险几何,例如在2月17日到2月28日,当局仅给4万名医护人员进行接种,评估了具体情况后,从3月起才提升了接种速度。这样一想,在4月12日开放长者接种后,至今仅有24万名长者打针,也可能是政府特意放慢了进度,观察这个高危群体的接种反应。

当然,日本接种速度的缓慢,同时也因为1994年修改的《免疫法》使疫苗接种由强制转换义务后,地方大型疫苗接种中心逐渐消失,转向由家庭医生接种。这种分散的模式在疫情当前显得尤为低效,还需等到国防部帮忙建成疫苗接种中心才有所逆转。

由此可见,日本政府背负的沉重疫苗诉讼风险,促使了该国疫苗产业的衰落、多种本可预防的传染病依然存在、审批疫苗过程繁琐复杂,以及大型接种中心模式瓦解后的低效,这都严重拖累日本疫苗接种速度,使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持续暴露在疫情风险之中,甚至关系到奥运会能否有观众入场。而这,都是东京高等法院1992年做出那一标志性判决所没有预料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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