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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克尔反对平台封禁特朗普账户,言论自由的边界该由谁定?

2021-01-14 来源: 全现在APP 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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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几大社交平台对特朗普账号“私刑处决”,究竟是顺乎形势,还是突破了社会规则的底线?拥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欧洲反应或许比美国本土还要强烈。

数字寡头威胁民主

1月11日,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首席发言人斯特芬·塞伯特在柏林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:“总理认为,将一位民选总统的账户永久冻结,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(problematisch)。”

斯特芬·塞伯特的解释是,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“可以被干预,但要根据法律和立法者定义的框架,而不是根据社交媒体平台管理层的决定”。

德国的立场得到了法国的赞同。财政部长布鲁诺·勒·迈尔(Bruno Le Maire)表示,负责制定法规的是国家,而不是“数字寡头”,他认为大科技公司正在“对民主构成威胁”。

德国观察员孙谦向全现在表示:“德国一向对资本垄断和独裁很警惕。两年多前在一个大数据的会议上,默克尔就说过,目前对数据的监管有国家控制和资本控制两种模式,这都是中心控制,不是欧洲想要和应该有的方式。虽然数据和言论自由不一样,但其实代表了德国对于网络监管的一个主要逻辑。”

1月13日,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记者会上。图片:AFP

长期以来,大科技公司都声称自己的内容是中立的,从而避免了此类讨论。但在国会大厦骚乱之后,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,这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主导着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,这对现行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构成了独特的威胁。

特朗普时期,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大型互联网公司塑造信息的力量。算法、假新闻、阴谋论等等,让社交媒体已经完全可以影响民主运行。这种情况下,平台能否随意自行做出封禁决定?

不久前,以福山为首的3位知名学者在《外交事务》上发表题为《从科技中拯救民主,终结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信息垄断》的文章。3名分属政治、法学和管理科学领域的学者指出,面对科技媒体平台对民主的干扰,有一部分人将希望寄托于平台自身,认为他们可以像媒体公司一样运作,管理其政治内容,并追究公职人员的责任。但是这种所谓的“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去行动,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”。因为“这种方法回避了其潜在权力的问题,而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都必须限制这种潜在权力”。

正如文章中所说,“数字平台聚集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就像一把放在桌上有子弹的武器,就目前而言,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很可能不会拿起枪并且扣动扳机。然而......问题是,那里随时可能会有别有用心的人过来把枪拿走,因此把枪留在桌上是否安全?没有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会假定一个人心怀好意,而将集中的政治权利托付给他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,这三位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,是借鉴欧盟经验,称制约大型互联网平台权力的有效方法就是学习欧盟国家,“在一些社会共识度较高的民主国家,政府监管仍是可能的”。

不同于美国立法使互联网平台拥有内容免责和自主决定权的是,德国对于媒体进行言论审查从立法角度进行了规范。

美国《通信规范法》(CDA)第230条表明,互联网公司是平台,无需为他者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担责。这一规定设计的初衷在于防止联邦通信委员会(FCC)对互联网进行干预,也允许各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审查内容。该条款正是网络社交媒体、维基百科等互联网事业的繁荣的法律基石。

“言论自由”在德国当然也写进了作为宪法的《基本法》(Grundgesetz),从法律层面严格保障公民的自由言论。但在言论监管上,相比美国,德国却要“激进”得多,或者说从来不是放任自流。

比如,二战后,德国通过了针对仇恨言论最严格的法律,否认大屠杀或是煽动对少数族裔的言论都会被定罪。相应的,德国媒体法第十条规定:“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违反德国法律的言论要进行审查和清除”。

在社交网络媒体兴起之后,德国乃至欧洲在网络监管方向更走向了与美国不同的道路。

在欧盟中处于垄断地位的网络平台。图片:AFP

欧盟扼杀美国“行私刑”

在欧洲地区,Facebook、Twitter、谷歌三大科技媒体公司同样处于垄断地位,欧盟国家几乎没有当地科技企业推出的社交平台。如果这些公司按照自己在美国“行私刑”的习惯,只要是平台认为违反了自己的规则,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封锁任何人的账户,特朗普的今天可能就是默克尔和马克龙的未来。

这是欧洲政客最担心的问题。

“欧盟不能让Facebook和Twitter决定其平台可接受的内容范围,”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民党主席曼弗雷德·韦伯(Manfred Weber)说,“我们不能让美国的大科技公司来决定我们讨论什么、怎么讨论,在民主的辩论中能说什么、不能说什么。我们需要更严格的监管方法。”

当Facebook的律师们在美国引用20多年前出台的230条款捍卫互联网上平台的言论空间权时,却在欧洲选择了妥协。

欧洲自己立法规定了哪些言论不可以出现在互联网平台上。

2018年,德国通过了《网络执行法》(NetzDG)。该法要求社交平台在收到通知后的24小时内,必须删除仇恨言论和“明显非法”的帖子,否则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。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对网络内容最严格的限制之一。

该法律的推动者、时任司法部长海科·马斯(Heiko Maas)解释道:“煽动谋杀、威胁、侮辱或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谎言不是言论自由的表达,而是在攻击他人的言论自由。”

对此,Facebook聘请了1200位员工专门负责德语版块的审查,Twitter则雇佣了更多具有法律背景的内容检测员。

2018年1月1日法规生效后,立刻就做出了第一次惩罚。跨年夜科隆警方发布了多语言版本的新年贺词,其中包括阿拉伯语,一位极右翼政客在推文中指责科隆警方是在安抚“一帮野蛮的、进行轮奸的穆斯林”,这位政客被封号了。

2018年欧洲议会,议长安东尼奥·塔亚尼(Antonio Tajani)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。图片:AFP

2020年,欧盟追随德国的步伐通过了新的法律武器用来监管网上言论,诞生了两部相关法律。

一部是《数字服务法》,将按欧洲标准规范在线平台的商业模式和行为,强调这些网络平台有内容审查的法律义务。另一部是《数字市场法》。该法规的关键词是“守门人”(Gatekeeper),大致指已经或将可预见地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市场实力的、具有垄断权的公司。《数字市场法》引入了全新的监管制度,阻止这些在网络上占主导地位的“守门人”从事一些“不公平的行为”。

平台干涉言论遭反噬

不过,即便在欧洲本土,人们也在反思政府的作为是否过头了。

以第一起根据《网络执行法》做出的判决为例,极右翼政客使用侮辱性词语攻击穆斯林而被封号,但是一些法律专家认为,尽管其用词极具煽动性,但没有严重到违反德国仇恨言论法的地步。

因此不少人认为《网络执行法》过于严格,德国国防部更抱怨这让人联想到东德的审查制度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担心《网络执行法》会将极右翼人士转变为“意见烈士”。德国绿党议员冯·诺茨说:“绿党花了多年时间呼吁对网络上的极端内容进行更多的监管,但《网络执行法》的体系结构存在一些重大缺陷,极右翼很容易借此机会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。”

2020年11月5日,特朗普多条推文被标记为假消息而无法显示。图片:AFP

因此,无论是出于国家法律还是平台自身审查制度,强硬的管控是否会引起反噬?这也是此次特朗普账户被禁事件令人担忧的后果。

德国人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。2018年起德国政府封禁了不少极右翼团体的社交账号,以“百分之一”(Ein Prozent)为例,它的YouTube频道被封之前有近1.2万订阅,封号后,被迫转战Telegram平台。

像Telegram这样的平台,通常没有Twitter或Facebook一样严格的自身审查规则,它们向用户承诺在这里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布内容。虽然转战Telegram后用户数减少,但留下来的忠实粉丝不必再遮掩,结果与更透明化的主流平台相比,这些平台的内容更加激进,他们在现实中的仇恨犯罪也更猖獗。

据德国内政部统计,2019年在德国发生的反犹太仇恨犯罪案件攀升至2032起,比2018年增长了13%。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透露,最大的威胁来自右翼极端分子,他们的罪行占到了总数的93%,而这些极右翼分子多来自于被Twitter和Facebook封杀的用户。

将激进者赶走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《德国之声》认为,如果不对用户封号,至少不同政见的人不会被挤到各自的“回声室(echo chamber)”中,他们可以活跃在同一网络中,这样从理论上来说,他们也有机会进行思想交流。但是平台根据自己的规范进行不同程度的封号,只会阻断沟通的渠道,从而逼迫用户极化发展。

“封锁总统账号过于简单,会适得其反且没有民主合法性。这个决定只会增强一些特朗普粉丝对阴谋论的执念。”德国媒体《世界报》主编若阿内斯·博伊厄 (Johannes Boie)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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