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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位中国人被印上了新加坡纸币:倾尽家财,只为一件事

2021-01-13 来源: 温哥华头条 阅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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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,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。对于中国来说,它与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的意义大同小异,都属于不相干的“外国”。

可是,在新加坡20元纸币上,却印着一个中国人。更准确地说,是一个拥有中国国籍、将后半生都奉献给中国的中国人。

他就是,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、政协副主席的著名南洋企业家陈嘉庚。说起陈嘉庚,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大名,知道他的慈善和助学事迹,但是恐怕不了解他的坦荡胸怀和远见卓识。

陈嘉庚生于1874年,是福建泉州(今厦门集美区)人。他父亲陈杞柏早年跟着兄长下南洋,在米店当伙计。后来,头脑伶俐的他,干脆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了一家“顺安”米店,几年下来收获颇丰。

长袖善舞的陈杞柏还经营地产、种植业和工业。1900年鼎盛时,名下资产达40万,办理硕莪厂,开辟黄梨园数百顷,创办黄梨厂以制成品外销欧美各国。1900年是陈杞柏实业的顶峰,其各业各产等资产共40余万元叻币。

1891年,中日甲午战争迁徙,17岁的陈嘉庚到马来亚,跟随父亲学习经商。三年后回乡晚婚,读了一年高中,22岁再赴马来亚,替父亲管理米店。这近20年的家乡生活,成为陈嘉庚一生的精神寄托;那个屡遭外欺的祖国,成为陈嘉庚念念不忘的牵挂。

青少年时期陈嘉庚

可惜,没过几年,父亲的米店便开始走下坡路。1904年,米店不但歇业,而且欠了别人20万元,留给30岁的陈嘉庚一个烂摊子。

按理说,当时新加坡法律规定,儿子不必替父亲还债,但是从小注重仁义信誉的陈嘉庚,不想让别人戳脊梁骨,苦干四年略有积累后,千方百计找到债主,替父亲了却心愿。

青年时期陈嘉庚

当时,有人笑话他傻,但是陈嘉庚说:“中国人取信于世界,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!” “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,行必果。”

陈嘉庚借助生产菠萝罐头东山再起后,又果断进军橡胶产业。由于其重信用、口碑好,生意日益兴隆,经过短短十多年发展,陈嘉庚便成为马来亚最富有的华商之一。

善于经营、成为巨富的人到处有,但是拥有家国情怀并付诸实践的巨富,却并不少见。

经商致富的陈嘉庚,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,更没有忘记那个孱弱的祖国需要他一臂之力。

1911年以前,当他还是一个小富商时,就时刻关注国内政局,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。他不但提供资金,而且研读三民主义后,依然加入了同盟会,成为海外革命党的重要一员。

陈嘉庚

陈嘉庚没有受过太多教育,始终引以为憾。他认为,“国家之富强,全在于国民,国民之发展,全在于教育,教育是立国之本。”因此,尚在父亲店里帮忙时,就曾在家乡创办学塾。

辛亥革命以后,陈嘉庚觉得教育问题更加迫切。从1913年开始,他不断派人回乡创办教育机构,开设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专门学校、科学馆、图书馆和医院等。1918年创办的集美师范学校和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,至今仍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的一座丰碑。

厦门大学群贤楼前的陈嘉庚铜像

南洋华侨中学

在其所在的南洋,陈嘉庚同样不惜血本,投入巨资改善教育。他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,成为当时新加坡地区最高学府。后来,又陆续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、水产航海学校、南侨女子中学校、光华学校、爱同学校等学校。

其实,陈嘉庚虽然拥有千万资产,但是并非最富有的华人。比他更有钱的人,不在少数。但是愿意拿出钱来,不计回报地提高华人教育的,陈嘉庚先生应该排在第一位。

陈嘉庚号召华侨支持祖国抗日

即使1930年代,由于经济大危机和外来竞争,陈嘉庚实业出现大滑坡,资产严重缩水,他都没有退缩,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教育。

更可贵的是,陈嘉庚还有更大的胸怀。他内心里时刻牵挂的,是整个祖国的独立和富强。他身在海外,又是一个商人,无法直接出力,就将希望寄托于国内一个又一个革命领袖。

孙中山逝世后,陈嘉庚痛感国家分裂,又寄希望于新领袖蒋介石。可惜,国民党专制独裁、贪污腐败,很快便失去了革命精神,让人看不到希望。

苦闷几年后,他终于发现新的生机。1940年中,66岁的陈嘉庚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,参观延安,重庆等地。他从延安看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,一种拯救民众于水火的能量。陈嘉庚的心开始转向,期望的对象不再是国民党。

国共内战期间,陈嘉庚正式摊牌,亮明了政治立场。他反对美国援助将及时,批评蒋介石搞政治独裁,声援民主党派制止内战。

1949年,当内战形势明朗、国家重圆时,陈嘉庚再也耐不住内心的热望。当年5月,他应邀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;9月,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10月1日,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

陈嘉庚回到祖国后,深深地被党的作风震撼了。他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如此焕然一新,如此充满生机。

他的侄子陈共存曾回忆说:“那个时候的延安精神真是令人感动,真的是为人民服务,没有一个人讲自私。那真是不可想象的,你没看到过你是想象不出来的,我是看到过的。”

陈嘉庚感受到一种自内而生的激励和冲动,他决定长留祖国,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改造中来。

对于陈嘉庚来说,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决定。他的事业和实业都在南洋,而此时的南洋各地政府恐惧共产主义扩张,对与之交往密切的人防范有加,更不用说直接参与新中国政府了。

因此,回归新中国的陈嘉庚,在南洋各地政府眼中,将从一个实业家变成“通共分子”,他为之奋斗的商业王国,也将会遭受意想不到的冲击。

但是,陈嘉庚没有退却。为了能为这个新生的祖国尽一份力,他连命都不在乎,还在乎那些资产吗?

那一年,陈嘉庚已经71岁。

回到国内陈嘉庚,作为海外华侨的代表,备受新政府重视。先是让他参与政治协商会议,又安排他进入全国人大常委,每月发着高工资,出入可坐小汽车。按他的政治身份和年龄,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,接受全国人的敬仰,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
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筹赈会

但是,陈嘉庚既不贪图享受,也不愿意闭上大脑,停止思考。他不坐小汽车,不穿好衣服,不吃好饭菜,仍然保持着长期养成的节俭持家传统。更重要的是,他仍然在努力地独立思考。

陈嘉庚久在南洋,见识过不同的文化和制度,较常人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见识。他回到国内以后,内心倍感欣慰的同时,也有很多疑惑,甚至不解。

他既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,也不赞成把北方邻国当作“太上皇”。当看到东北大街上到处都挂着画像时,他感到很不舒服。当他听闻外蒙古获承认后,更是怒不可遏,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,表达自己的异议。当然,在那个中苏友好的年代,没有一家报纸于发表这样的论文。

没有报纸发表他的看法,他就向集美师生宣讲,并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刻地图时,坚持将外蒙古包括在中国地图之内,下刻文字说明外蒙问题的由来。即使高层施压,他也是仅同意删除文字,而仍然保留了地图。

对于被奉为圭臬的苏联经济建设模式,以及新政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,陈嘉庚同样直言不讳,多次阐述自己的不同见解。整风运动期间,他曾冒着被划为“右派”的风险,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,批评官僚主义作风。

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,这是多么的难得;对于一位本可以享受特权的国家领导人来说,这是多么的可敬。

陈嘉庚晚年

由于时代的原因,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言,大都没有获得接纳和践行,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历史表明,他的大多数建言不但勇气可嘉,而且充满了前瞻性的睿智,是海外华侨留下的一笔宝贵思想财产。

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曾说,他伯父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,他一切的出发点都以是否合理,是否合义,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。这是他为人的准则,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。按照这标准,上自国家元首,下至黎民百姓,凡是合者,他都支持;凡是不合者,他都反对;不管你地位多高,权势多大;也不管亲情多深,私谊多厚;一律同等对待。

天地之间,人来人往,能像陈嘉庚先生保持这种理念并躬身践行的,恐怕微乎其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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